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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，被迫频繁跳槽的张栋决定结束漂泊的职业生涯，回到故乡寻找新机会。在降本增效、二次裁员的多重风险下，一部分大厂员工向往起县城岁月静好的稳定生活。
“县城的工厂、企业人手比较紧缺，一年到头都有招人需求。”一位从武汉回到老家的互联网员工向时代财经说道。
县城经济的崛起为返乡人提供了充分的条件。2022年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，四个县级城市进入大城市行列，分别是昆山、义乌、慈溪、晋江。
另一方面，大厂纷纷把引流重点放在五环外，电商大厂把小镇青年、中老年人当做重点目标，一些新的消费趋势在一线城市兴起后，能很快与县城接轨。
换个角度来看，县城不再是失意者的退路，它更像是重启生活的另一种选择，闻风而动的大厂员工开始像候鸟迁徙一样归巢。
被“寒气”逼走的年轻人
除夕当天，张栋坐上了回山东临沂的动车，临走前，他向还在北京的朋友一一道别，因为年后大概率不会继续留在北京。
五年前，张栋以北大硕士身份毕业，像大多数同学一样，顺利地拿到了头部大厂的offer，从事客户体验岗位，每个月1.5万元的薪资附加一连串的福利，看上去是一份体面的工作。
不过，互联网大厂的竞争总是瞬息万变，五年后，张栋所在的公司从头部互联网行列掉队。由于不在核心岗位，张栋看不到职场晋升的空间，而大厂涨薪的速度跟不上膨胀的欲望。每次过年回家，这份工作带来的光环正在逐渐减弱，当大家开始谈论房子、车子等其他硬性指标时，张栋总是尴尬地回避话题。
眼看着大学同学纷纷完成人生的预设脚本，比张栋提早回到老家的同龄人不少涌进创业浪潮，在县城里购置了好几套房子。
“大厂工作十年，也不一定能找到在一线城市的归属感，老家的亲戚不看每个月的收入，只要你还是居无定所，就是‘混不开’。”张栋向时代财经说道。
对于张栋来说，身上唯一值钱的履历是大学生自主创业证书，这份荣誉能为他减少创业初期的税收，“如果不回去试试，总觉得有些可惜”。
最终让张栋下定决心回家的导火索，是两个月前家里接二连三的紧急状况，有几个长辈没有熬过冬天，身在北京的他，既无人脉也无精力处理，总觉得自己是游离在故乡和一线城市的局外人——在大城市毫无存在感，也失去了在老家安身立命的关系网络。
相比张栋的犹豫和焦虑，同样从北京离职的谢婷婷已经步入了创业正轨。两年前，谢婷婷还是字节跳动一款明星产品的元老人物，随着项目整体被砍掉，过往的辉煌经历也在公司内部一笔勾销，她不得不考虑其他退路，老家区县发展的势头让她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规划。
“大家普遍意识到大厂竞争的内卷化，有的同行找到工作后还会经历二次裁员，这种漂泊感是难以消除的，而且裁员的波及范围也从基层员工扩展到中层管理人员。”谢婷婷在教培赛道深耕了十余年，回家创业的念头在她心里酝酿多时，只是受大厂工作压力和工作量的影响，一直被搁置。
保险起见，谢婷婷做了两手准备，她给自己定下为期一年、投入成本不超过50万元的项目底线，老公依然留在北京工作，以便创业失败后重新回到一线城市的大本营。从此，夫妻二人开启了两地分居的生活。
“大厂员工的思维方式与创业的契合度并不高，很多大厂员工更擅长做好单象限的工作，统筹规划、多维度沟通才是创业者最需要的素质。”谢婷婷向时代财经说道。
每个月营收六位数，三个月成为头部玩家
经过长达半年的考察，谢婷婷有了初步的创业思路，期间，她试水过线下教培课程、宠物线下商店和电商直播，90%的想法都死在了市场调研的第一步。比如当地的主播资源并不成熟、部分宠物产品的客单价仅有北京的三分之一等。
“电商、宠物行业已经有了很多头部玩家，我更想找到扎根于本地土壤的蓝海行业。”谢婷婷向时代财经说道。
去年夏天，谢婷婷确定了第一个项目：户外桨板运动。谢婷婷观察发现，一线城市的新潮项目几乎能与二三线城市快速接轨，当露营、飞盘、陆冲等户外运动成为一线城市的潮流项目时，二三线城市年轻人的社交平台也被同样的新潮刷屏。
产品推广的第一阶段，大厂市场经理的身份帮了大忙，通过社交媒体打卡引流和当地头部农家乐品牌合作，三次活动过后，谢婷婷的创业团队就收回了成本。
在户外运动需求最旺的夏天，谢婷婷团队一个月的流水能超过六位数，平均利润率达到50%，三个月内跃升行业的头部玩家。返乡创业的激情冲散了职场上积攒多年的焦虑，接触的合作方提起谢婷婷时，不忘强调她是80后的人才，谢婷婷才意识到自己距离“退休”还有很长的时间。
“很多当地的公司不太懂互联网营销方式，也不知道项目引流，在市场调研完备的情况下，想要突出重围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”谢婷婷向时代财经说道。
王琦的创业项目也在2022年夏天正式启动，团队由三个年轻人组成，他们身上相似的特点，都是被大厂卷出内伤，暂时处于半躺平状态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投身一次创业项目，相当于在平静的湖面上掀起点波澜。
王琦把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小红书，经营起了原创饰品品牌。从供应商筛选、选品、定制包装、产品上架，团队的电商生存指南直接拉高了县城同行的标准。“我们基本摸清了一些门道，现在看到某一类型的友商就能快速识别出有多少水分。”
为了提高沟通效率，创始团队保留了大厂的基因，内部仍然采用OKR考核方式，每周安排周会对选品、账号运营展开一轮复盘。
县城的B面：人情包裹下的江湖
正月初三，谢婷婷负责推广的全新户外项目迎来新年开门红，原本以为人流会在下午5点左右散去，结果忙到晚上9点才能抽身。
两个月前，谢婷婷找到了新“靠山”，她把创业公司卖给当地一家头部企业，自己占有25%的股权，并且负责市场推广部分。
在做出决定之前，谢婷婷一度想要重返职场，原因是单一户外项目的营收规模有限。当时，谢婷婷还拿到了两个大厂offer，但年薪总包远远不及往年的市场行情。
“习惯了创业的节奏后，很难再接受打工人的状态了，而且我也不甘心放弃户外运动的市场，毕竟已经做出点水花了。”谢婷婷向时代财经坦言。
回顾一年多的创业经历，谢婷婷认为最难突破的是家乡的人情社会。
离开老家县城超过10年，她对当地的人际往来处于半陌生状态，熟人圈子还停留在学生时代，在初期开拓市场的环节，谢婷婷还得借助团队里从未离开老家的初中同学，撬开与当地合作方的沟通渠道。对于谢婷婷来说，当前找到一个靠谱、稳定的团队，无疑能分担一部分社交压力。
95年的梦瑶暂时没有把自己归为创业者的行列，从深圳一家互联网小厂离职后，她毫不犹豫地退回三线城市。在她看来，能够独当一面的一般是大厂生存体系里的佼佼者，可供梦瑶选择的只剩下考入体制内或者继续找工作。
在考入隔壁县城编制内后，梦瑶第一次感受到了“工作致贫”的滋味。3000元的月收入让她不得不过上精打细算的生活。由于当地近几年发展旅游业，每个月的房租吃掉了收入的三分之一。为了能省点手机流量费用，梦瑶甚至需要提前在办公室传输完视频、文件。
这样的拮据生活只持续了一年，梦瑶主动结束了体制内的工作，她把求职范围锁定在老家国企单位，原因是其他工作鱼龙混杂，不是公司制度条例不完善，就是五险一金缴纳漏洞百出。
国企朝九晚六、年薪10万的工作让梦瑶找到了一线城市和县城的平衡点，但又一个残酷的事实摆在她面前，办公室基本被“关系户”包围，梦瑶再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生涯陷入瓶颈，再过几年，她只能在继续躺平或者在创业中开启下一个阶段。
“一线城市的规则和组织关系比较透明，在县城，如果没有处理好同事关系，对方根本不愿意推动事情进展。很多大厂人的归宿都是个体户，大家的经验教训都是找了一圈工作，还不如自己创业靠谱。”梦瑶已经为自己的副业计划筹备了第一笔资金。
（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。）
